马是人类所驯化驯养的所有家畜中与人的关系最为亲密多样的伴侣动物。马在人类社会除了用途广泛的役乘工具外，还有特定的政治、文化功能和属性。尤其在草原社会，马的役用和骑马技术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改变草原族群的生计方式，实现了从原始农牧混合经济转向游牧形态的巨大变革，也对其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游牧形态的诞生将草原文化引入以游牧文明为核心的新的历史阶段，使其经济和社会结构有了质的变化。游牧形态因马而发生、发展。因此从社会、经济的进化要素而言，马是草原游牧文明的标志性载体，也是草原文化繁荣发展走向文明之路的重要动因。

一、马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萌生

据考古学、古生物学研究，马起源于距今5000万年前的原始马，并经过渐新马、中新马、草原古马、上新马、真马等不同进化阶段，最终变成今天的家马。在更新世，欧亚大陆北部出现真马，许多学者甚至将真马的出现作为更新世开始的标志[1]。更新世也是人类产生和进化的时期，可以说，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

亚洲草原是马的故乡之一，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在中亚、 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地区发现五趾马、四趾马、三趾马、草原古马、戈壁安启马、三门马、长鼻马、真马等远古马化石。所谓“真马”是从“草原古马”进化而来的单蹄马，体高约1.5 米，被认为是现代马的直接祖先，大约在更新世初期，从北美草原通过百令陆桥来到亚欧大陆[3]。野马属于真马范畴，即有别于家马的野生马种。世界上的野生马种大致可分为欧洲野马、 东北亚冻原野马、森林野马、普氏野马等几种。普氏野马，亦称亚洲野马，因俄国探险家普锡华尔斯基来中国获取此马标本，并带回俄国献给沙皇而得名为“普锡华尔斯基野马”。在我国鄂尔多斯萨拉乌苏遗址、乌珠穆沁金斯太遗址、 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及河北省怀来县、蒙古国南戈壁省、北杭盖省等地距今10—1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普氏野马遗骸。普氏野马作为亚洲北部草原特有的野生马种曾经广泛分布于我国内蒙古、甘肃、新疆及蒙古国南部、西部草原、戈壁地区，大约在上世纪50-60年代从野外消失。目前在我国新疆、甘肃和蒙古、俄罗斯等地在人工条件下饲养、放养的普氏野马近2000 匹。当今的蒙古马是否源自普氏野马还没有准确定论。不过，有学者据考古学、遗传学、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结果认为，约在公元前3 千年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山戎、东胡等，将普氏野马或另一种野生马种成功驯化，并通过殷人、匈奴人分别传入中原和西方[4]。

在人类家畜驯养史上马的驯养要晚于狗、 猪、羊、牛等家畜。马最初亦和其它野生动物一样是人们捕食的猎物。马的驯养最早发生在欧亚草原地带。考古人员在距今7000-6500年前的伏尔加河流域南俄草原和距今6000-5000年前的第聂伯河西岸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大量家马骸骨。在距今5500-5000年前的哈萨克斯坦北部Botai 文化遗址、距今5000-4000年前的匈牙利赛贝尔-哈罗斯文化遗址发现马骨、马圈、储藏马奶的陶器和骨制、角制马衔、马嚼等，表明养马、骑马技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早期在亚欧草原西部、中部地区得到普及。而距今4500-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喀尔巴阡山一带文化遗址、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阿凡纳谢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图瓦乌尤克文化、新疆察吾呼沟口文化、苏贝希文化、内蒙古夏家店上层文化、蒙古南戈壁省巴彦察格文化遗址等出土用骨、青铜制作的马嚼、马衔等马具和用铜、金、木、石、陶等制成的马造型艺术品，可见到了青铜时代中晚期骑马技术越过阿尔泰山传到蒙古高原腹地。鉴于这些考古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家马的驯化和骑马技术最早发生在亚欧草原的中西部地区，并逐步传向四周。

马拉车辆的出现同样也是马匹驯化史上的重要节点。目前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实物发现于西亚和东欧。据考古发现，距今5500-5100年前的两河流域乌鲁克文化时期就有了用牛或驴牵引的实心四轮车辆，并于距今5300年前传入欧洲，距今4200年前传到中亚。有辐车轮车辆则在距今5300年前最早出现于高加索一带，约在距今5000年前出现在伏尔加河流域，大致4000年前传入阿尔泰地区。两轮马车最早出现于距今5000年前的东欧，并在公元前2000年前传到亚洲地区[5]。到了公元前18-17 世纪亚欧各地普遍出现用合金双范铸造技术制造的各种青铜马具、车具和轻型马车、骑兵，人类驾驭马的能力达到新的高度。马具的发明，特别是金属马具的广泛使用使得骑马技术趋于成熟，并迅速得到普及。马具是游牧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一个主要物质标志[6]。

由于长期的马背生活、马背征战，草原民族与马结下难于分割的结缘，普遍形成尚马、爱马的传统。马是草原艺术和文化的永恒主题。草原地区远古岩画中马岩画数量最庞大，题材最多样。以马为题材和主题的语言艺术、造型艺术、游乐、竞技比赛从古至今在草原民族中流行广泛，长盛不衰。在草原游牧人的心目中马是仅次于人的第二个英雄，草原英雄史诗中的骏马都是机智勇敢、 忠诚仁义，法力无边、能上天入地、通人性人言、救死扶伤的超凡英雄，具有超越马匹自然属性的人性、神性。草原游牧民族将马当作五畜之首的“活宝”，围绕马形成了诸如牧马、养马、繁马、驯马、套马、保马、医马、煽马、烙马、骑马、役马、称马及制作马具、马护具、马乳食品、 马鬃马皮制品等的生产技术和消费民俗，如相马、吊马、调马、遛马、赛马及马疗、马球、马舞、马琴、马歌、马棋、马游戏、马画、马雕塑、马颂词、马祝词、马谚语、马俗语、马传说、史诗等技艺和游艺认知民俗，如马鬃节、马奶节、打烙节、骑马礼、送马礼以及封神马、祭神马、祭风马、殉马、葬马、马卜、马神、马敖包等信仰礼仪民俗，构建了别具特色的草原马民俗文化。因此，有学者将马比喻为“半部草原文明史”[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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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是伴随游牧形态而出现的草原兵种。虽然无从准确考证骑兵诞生的最初具体时间、 地点，但无论从文化生成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看，骑兵这一草原兵种无疑最早出现于游牧群体当中。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游牧民族很少有车兵，也不善于车战。蓄力车辆作为游牧民重要生产、生活工具主要用来迁徙、远征或居住，古代的斯基泰、丁零、铁勒都是较典型的“车帐之民”。与农耕群体不同的是草原游牧群体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生存环境和生活特质的骑兵。快捷灵活的骑兵，尤其是轻骑兵不只是游牧群体彪悍的常规兵种，也是整个冷兵器时代最有威力的战争利器，曾驰骋于世界古代战场、二战战场和我国解放战场。古代骑兵主要形成于亚欧大陆干旱半干旱气候平原、草原和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的人群中。美洲大陆虽说是原始马的故乡，但约距今1 万—8000年之间真马在美洲消失，其原因至今不明[11]。1518年西班牙殖民者荷南·寇蒂斯首次把马带到美洲时，当地土著人还不知马为何物。约在16 世纪中叶、17 世纪初叶拉丁美洲和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部族才有了骑兵。不过他们的军马基本都是再次驯化的野化了的家马。到了17 世纪美洲各地骑兵盛行，其中厄瓜多尔等地的轻骑兵最著名。在非洲东南部草原上虽然有数量庞大的野生斑马，但始终没被驯化成家畜，后来欧洲殖民者曾试图驯化骑乘，却因其胆小、耐力差、野性难改等原因而失败。澳洲大陆同样也是自白人到达后才有了马和骑兵，在二战中澳大利亚骑兵曾所向披靡屡立战功。另外，东南亚和热带雨林地区由于环境、气候原因很少有骑兵或没有发展成独立兵种，而象兵则十分发达。可见，骑兵的出现与自然生态环境和发达的养马业有着直接的联系。古代骑兵可分为重甲骑兵、轻骑兵两种。重骑兵主要盛行于古代欧洲，擅长平原上的阵地战。而亚洲骑兵多为轻骑兵，善于运动战，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弓箭是游牧骑兵的主要武器，作战时以远距离射杀为主，很少进行肉搏战，并且常常采取诱敌逃散、设伏偷袭、迂回包抄、分割围歼等机动战术。1241年4月9日发生在奈思河平原列格尼卡战役中蒙古西征军以2 万人的弱势兵力一举击溃波兰、日耳曼、条顿骑士团3 万重骑兵，并杀死了波兰大公亨利二世[12]，靠的就是轻骑兵特有的机动性、灵活多变的运动战术和穿透力巨大的反曲牛角弓。包括蒙古铁骑在内的游牧骑兵几乎都是轻骑兵。骑兵和骑兵战术的发展、普及，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游牧群体的军事力量和世界影响，也对草原社会带来重大变化，为其从部落组织跨进草原帝国形态起到了特殊作用。

特殊的生存环境、供给不足的游牧经济、长期的马背经历和崇尚力量，崇拜英雄的信仰理念，将游牧民族演练成能骑善射的骑手、猎人和骑兵。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当时的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兽，少从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皆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鋌。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不仅匈奴如此，其他游牧民族也是这种习俗、性格。狩猎是草原游牧民族重要的辅助经济形式和军事操练手段。我国历史上的契丹、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设有专管狩猎的官僚机构、面积庞大的皇家猎场和严格的狩猎法规，常常举行模仿骑兵实战的围猎活动，采取引诱、迂回、包抄、围歼等战术围猎虎豹黄羊等动物。有些大型围猎，行猎范围数百里，参加的兵丁、猎手数万人，持续时间达1-2 个月。围猎结束后还褒奖表现优秀的猎手、兵丁，授予“莫尔根”“彻辰”“巴特尔”称号，同时训斥、惩罚表现不积极，违犯围猎规矩者，俨然像实战演习。

马拉战车，尤其是骑兵的迅速发展，使马匹与农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更加紧密、多元，出现了诸如专门为国家饲养战马、 役马的皇家马场、牧场，掌管车马事宜的太仆寺、驾部、尚乘局、闲厩使等马政机构，如司马、寺卿、寺乘、主蒲、侍郎、郎中、奉御、直长、奉乘、户马等官员及专职管马、养马人员，严格的司马法、牧监制度和繁马、养马、保马、役马、医马、相马、美马技术以及以马为载体的娱乐、艺术，形成层次多样的马政、马文化体系，使得马匹在农耕定居文明走向别致的发展之路。但对于整个定居社会而言，马的用途和作用仅限于特定领域、特定阶层范畴，未能形成大众化的马民俗。

马是草原游牧文明灵魂般的核心载体和标志。马作为适应于平原、草原地区自然环境的食草动物最早被草原族群所驯养、驯化，并培育成一个用途广泛、作用多样的伴侣，从自然动物变为文化动物。马的驯化，特别是马的役用和骑乘，改变了人与自然间的供给关系，使草原群体脱离完全依赖自然资源的攫取性原始生计，从采集-狩猎-农耕-家畜混合经济跨进了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游牧文明门槛。值得关注的是青铜器的使用与游牧形态的出现有着紧密联系。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物出现于距今5000 多年前的两河流域，而早期游牧形态则出现于5000 多年前的黑海和中亚草原一带。到了距今4000年前亚欧草原进入青铜文明鼎盛时期，青铜马具、车具和兵器得到广泛运用，游牧形态迅速扩张，最终发展成与农耕文明交叉并行的人类第二大文明形态——游牧文明。

马的身影几乎贯穿于游牧形态整个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各领域。在游牧社会，马和人的关系相较于农耕社会更为直接、多元，更具情感化、人文化、理想化。马对游牧民族而言，既是其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生活伴侣，同时也是其生死相连的亲密战友，完美无瑕的审美偶像和信奉崇拜的神灵化身。凡是游牧民族基本都是善于骑射的骑马群体。马的役乘极大地拓展了游牧半径，游牧生产更加灵活机动，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提升，最终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文化模式。“移动”是游牧形态的显著特征，不仅人和畜群随水草和季节变化四处移动，甚至整个族群、“国家”也“车马为家”远途迁徙或远征他乡，故而被称作“马背之民”“行国之民”。游牧是以草场为基本生产资料和公共资源，家畜为生产对象，牧人为生产者的三元结构的经济模式。草场“共有”是草原游牧部族普遍遵行的生产生活法则。游牧经纬的长短和草场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和决定游牧民生存质量和安全，同样的人口从事游牧所需的活动范围是进行农耕的100 倍[10]。在这种以“草场”（领土）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模式下，游牧群体为了占据更大更多的生存空间而聚集成一个个鲜明军事组织特点的部族、 部族集团和部落联盟，不断地对内征战、吞并、融合，对外征伐、扩张，从而将游牧形态拓展到包括亚欧草原及周边的广阔区域。

马的驯化和广泛役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多元需求，空前地促进了社会文明进程。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表明，马被驯化后，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环境中有了不同的用途和使命。一般来说，在农耕定居文明区域，马最早被驯化成挽车蓄力，用于车战或驮物。以古代中国为例，从商晚期至战国末期马拉战车一直是中原地区最主要的作战兵种，直到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变服骑射”，骑兵才作为新的兵种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原各地[9]。但车兵仍作为传统兵种一直延存到三国时期。中国古文献记有诸如“奚仲作车”“相士作乗马”“王亥造牛车”“黄帝作车，至少皋始加牛，及陶唐氏制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等记载，中原地区马拉车辆的历史有可能要早于商代。在西方古代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埃及人、赫梯人、希腊人、罗马人、亚述人、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都使用过马拉战车。距今50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率先使用马拉四轮战车，并先后传到欧亚各地，成为青铜时代至中世纪最有威力的战争武器。马拉两轮战车最早出现于距今4000年前的美素不达米亚地区，然后传到欧洲、亚洲，并和四轮战车一起广泛运用于军事战争中。古代巴比伦士兵曾驾着马拉四轮、两轮战车，以骑兵为先锋，战车为主力打败强悍的亚述人，征服过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古埃及人则利用更加快捷轻便的两轮战车战胜过巴比伦人的战车和骑兵。在欧洲和西亚马拉战车直到中世纪还驰骋于战场上。在农耕定居文明，战车不仅是国力、军力强弱的标志，同时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古代的封建帝王都拥有镶金饰玉装饰华丽的战车、御车，出征出行时旗纛满天，阵容威严壮观。

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道路，较早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二是坚持产业化经营，在主业选择上紧紧围绕农垦战略定位，培育壮大产业集团，建立上下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经营体系；三是坚持稳步有序推进办社会职能改革，逐步将农垦办社会职能移交属地政府统一管理，切实减轻企业包袱；四是坚持“走出去”发展，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树立世界眼光，积极推进优势产业向外延伸，在全球范围内谋划布局、利用资源、拓展市场；五是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农垦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确保党对农垦改革发展的绝对领导。

3.2 社区糖尿病患者自行注射胰岛素不规范 《中国糖尿病药物注射技术指南2011版》［8］指出，注射技术在糖尿病注射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注射药物同样重要。全球范围内，不规范注射现象普遍存在，而我国糖尿病患者的注射现状更是不容乐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胰岛素治疗的效果，最终导致血糖达标率低。通过本次调查发现，社区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操作水平处于中等，大部分操作能够达标，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二、马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强盛

游牧时代是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段。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伊始在亚欧草原地带开始形成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区系文化现象。如发达的细石器、复合工具和洞穴岩画、洞穴居所、洞穴墓葬，动物岩画、石塑女性偶像等。新石器时代亚欧草原普遍进入以狩猎为主，以原始农耕和家畜饲养为副的混合经济时期，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家畜饲养占到了很大比重。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亚欧草原率先进入青铜时代，草原文化走进游牧形态主导的崭新发展时期。游牧形态的出现，不仅空前地加强了草原文化的内聚力、 向心力，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草原文化的外张力、渗透力、影响力，使整个亚欧草原变为游牧文明天下，将草原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强盛阶段。

（一）加强草原群体的内聚力，形成区系化的文化传统

亚欧草原是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历史上在这里曾经出现过诸多影响深远的游牧民族、 游牧政权。如印欧语系的赫梯、雅利安、卡西特、胡里特、色雷斯、多利亚、斯拉夫、日耳曼，伊朗语系的斯基泰、萨尔马提亚、塞种、阿兰、阿维尔、哈萨尔、希姆利亚，阿尔泰语系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的马背民族及其政权。这些骑马民族虽然在种族、 语言和所处地域方面彼此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却相互影响、融合，形成了很多特征相同、相近的共同传统。特别是，一个个草原帝国的出现使得不同草原部族、民族间的交往、交融更加紧密、频繁。以我国历史上的阿尔泰语系古代游牧民族为例，内在族源关系十分复杂，几乎都彼此之间相互替代、继承，往往以统治部族的名称整合成新的政治集团重新出现于历史舞台，因而在民族成分、文化传统，甚至语言方面形成了很难明确区分的共同特征。例如“车、马、毡帐”为标志的游牧生活及特征相近的服饰、饮食、居住文化； 族兵制及十进制为主的军事化社会组织；敬天为父奉地为母、祭祀山河、关爱生态、注重天人相谐的信仰理念和共同的萨满教信仰； 崇尚武力、崇拜英雄、恪守信义、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五畜为贵、不追求过多物质财富、取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的物质价值观，以及遍及亚欧草原各地的青铜车马具、短兵器、动物纹饰艺术等“斯基泰文化”三要素，草原石人、石碑、石墓、石坛、石城、石窟、鹿石、岩画、岩刻等发达的石文化，尙金尚马为贵族武士殉葬大量黄金饰品、马匹、兵器的丧葬习俗和多民族、多种宗教交替并存的多元文化格局等都是在游牧文化巨大合力下形成的跨地域和民族、种族的区系文化传统。从这意义上讲，广义的“草原文化”是一个地域辽阔、形态多样，横贯亚欧草原的多元区系文化。

（二）提升草原民族的军事化程度，成为影响世界的强大力量

图2中，酱油中总酸按含量从多到少进行排序分别为在发酵前后期分别添加两种增香酵母＞单一添加增香酵母＞不添加增香酵母＞在同一发酵时期同时添加两种增香酵母，且样品7中总酸含量最高，比空白组增长了14.63%，在标准限值下对酱油风味的形成贡献最大。

游牧民族的不断东进和西征引起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重新整合和改变了亚欧大陆的国家和民族格局。尤其是13 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人所建立的蒙元帝国不仅是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民族和宗教最多样的草原政权，同时也是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最频繁，民族融合最强烈的特殊时代。当时蒙元帝国麾下的中国元朝，建于中亚、西亚、东欧的四大汗国以及后来源自蒙元帝国的十几个大小政权在亚欧草原上相继存在数百年，对包括中国、中亚、西亚、俄罗斯、印度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和文化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当今的蒙古、哈萨克、乌兹别克、鞑靼、诺盖、哈扎尔、阿尔泰、图瓦以及裕固、东乡、保安、土族、回族等民族都是在蒙元帝国多元文化环境下由不同的民族、种族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游牧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地理半径最大的征服战争，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格局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公元前2000年黑海沿岸的游牧赫梯人越过高加索山脉侵入小亚细亚以来大批印欧语系游牧人群不断地向西、向东、向南迁徙，先后进入巴尔干半岛、波罗的海南岸、爱琴岛、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及伊朗高原、印度河地区，并逐渐地与当地土著融合，最终变成今日欧洲人的祖先。大约在公元前2 世纪我国北方的大月氏受匈奴挤压向西越过天山进入中亚，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公元2 世纪匈奴侵入伏尔加河、多瑙河流域，并于公元4 世纪越过顿河侵占日耳曼游牧部族活动区域，引起一次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后来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大举西迁、西征，征服中亚、西亚，打到了东欧。

正如前文所述，游牧骑兵皆为灵活快捷的轻骑兵，与车兵相比具有不受地理环境制约，能够迅速集结瞬间逃散，善于长途奔袭、偷袭等优点。《汉书》载当时匈奴骑兵：“轻疾悍极之兵也，至如飙风，去如收电”[14]。因此，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车兵在与骑兵间的军事较量中常常处于下风，最终到了中世纪基本退出了世界军事战争序列。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总结与北方胡人军事对抗中的失利经验，大胆采取“胡服骑射”措施，改穿胡服，学习骑射，建立了中原历史上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后来秦朝的蒙恬、西汉的霍去病等均依靠骑兵打败匈奴人，扭转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军事对抗局面。全民皆兵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大特点。他们平时以车马为家进行游牧，战时迅速汇聚成强大骑兵集团闪电般地侵入邻近地区或更远的地方，攻城略地，掠夺财物、人口，扩张领土，建立政权。在我国历史上从匈奴、鲜卑伊始先后有多个北方游牧民族或民族集团入驻中原，建立近20 个大大小小的独立政权，对南北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过积极贡献。

在我国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甚至商代早中期遗址几乎没有发现家马遗骸，直到公元前13 世纪的商晚期才出现较多的家马遗骨。安阳殷墟、侯家庄、后岗等晚商遗址所出土的马车和马是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车马实物。此类马车大体都是单辕、双轮，驾马2 匹或4 匹[7]，被认为是马拉战车。伴随这些战车还出土了铜制马衔、马鑣，饰有玉制、石制装饰物的马笼头和铜制车具、兵器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将马最早用于挽车，马拉战车始于殷商。内蒙古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青铜衔、鑣、轭、銮铃、当户、蟠首、套管、别钉等马具、车具及骑马猎兔造型青铜扣环、刻有马拉单辕双轮车图案的骨板等，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发展水平最高，且具有鲜明游牧特色的车马文化考古实物，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已经熟练掌握了骑马技术和驾驭蓄力车的技能[8]。另外，如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文化、天津蓟县张家园上层文化、北京延庆县玉皇庙文化、鄂尔多斯毛庆沟文化、桃红巴拉文化等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遗址也发现不少青铜马具、车具。可见，距今3000-2500年前我国北方草原已经步入游牧形态成熟阶段。综合上述考古学资料可以得知，家马的驯化和挽马车辆、骑马技术均发端于亚欧草原的中西部地区，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以亚欧草原为中心的区系马文化圈。亚欧草原不仅是家马的起源地，同时也是世界上马的种类和数量最多，马文化最为丰富、发达的核心区域。与亚欧草原相比，世界其他大陆虽然都有草原和一定数量的牧业民族，但是始终未能发展成抗衡、威胁农耕文明，影响世界的强大社会力量，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都没有马。如东非草原的马赛人、努尔人、丁卡人都是牧牛为生的典型牧业群体，至今还保持着徒步放牧、迁徙的古来传统，社会发展水平仍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他们同样没有马，也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由此可见，马在游牧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由于机组效率低下，泵站排涝、灌溉能力不断降低，经粗略的统计，改造前全市排涝、灌溉面积已减少8%左右。工程改造后，经过两年的运行，各泵站排涝、灌溉面积有所恢复和改善，单是上述4个站，即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7.2万亩（0.48万hm2）。

成吉思汗是人类马背英雄的不朽典范，800 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始终热衷于对成吉思汗的研究和书写，使其成为世界历史上关注度极高的少数几人之一。有关成吉思汗的学术著作、文学艺术作品、电影、剧作到底有多少？ 也许无法做出准确统计，就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成吉思汗文献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成吉思汗及蒙古历史的图书文献达17000 余册，类别达5000 余种、涉及50 多个国家地区，50 多种语言文字，同时收藏大量相关图片，专题收藏量创造了 “世界之最”[15]，而这仅仅是巴拉吉尼玛老先生夫妇二人用30年时间收集到的资料而已。正因为成吉思汗和蒙元帝国，游牧文明再度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传奇，才有了《马可波罗游记》等不朽经典，甚至有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壮举。游牧文明因马而形成，因马而强盛。游牧文明是人和马一起创造的草原鸿篇史诗，是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和强盛标志。

我不知道鲍老师会当着他的研究生的面这样鼓励我，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我也马上意识到鲍老师这样说的目的，她也是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三）促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使草原文化更加丰富多元

游牧形态的形成，对东西方的人文联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学者研究证明，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青铜时代，在东西两个文明板块之间已经有了比较畅通的“金玉之路”“青铜之路”。当今的家马、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大麦、棉花、葡萄、西瓜、胡萝卜、胡椒、香料等农作物和青铜、黄金、玻璃、宝石等很早就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玉器、漆器等亦通过草原通道传到西域、西方。在距今3000-2500年前的俄罗斯阿尔泰州巴泽雷克、新疆吐鲁番阿拉沟、哈巴河喀拉苏、德国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等史前墓葬发现绣有精美图案的中国丝织品、玉器、漆器、铜镜及安息、大夏、小亚细亚风格的丝织品、金器等大量考古实物[16]。在那交通、信息条件十分闭塞、落后的史前时代完成这种大尺度的经济文化互动只有机动性极强的马背群体才能做到。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东西方的联系与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无论是通向西方的绿洲丝路、草原丝路都无法绕过游牧、半游牧人群所活动的广阔草原区域。在古丝绸之路沿线曾居住很多游牧半游牧部族。他们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充当中介者、参与者、改造者的角色，做出过特殊贡献。在丝绸之路长期交往中不少原为游牧半游牧民族的群体变成了精于商业的商业民族。如粟特人、波斯人、回鹘人、乌兹别克人及元代的色目人、回回人等。

包容开放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特点。草原游牧群体自古以来对不同异质同质文化平等对待，包容接纳，最终将亚欧草原变为民族、种族最多、宗教信仰最多样的多元文化区域。在这辽阔的草原通道上阿尔泰语系、 印欧语系、 汉藏语系诸族相互交错、交融，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袄教、景教、摩尼教、萨满教等多个宗教交替并存，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城邦文明交相辉映，为不同文明的互鉴、互利树立典范，为人类多元文化留下宝贵基因。有学者认为成吉思汗的成功取决于他对不同宗教、文化所采取的平等、包容的策略和思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具有区区100 余万人口的蒙古民族能够建立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超级帝国的主要原因，不仅仅在于武力征服，而更多的是在于对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平等对待、包容接纳的政治胸怀上。草原文化因为包容，开放才有了顽强的生命力，才有了多元、复合个性。

发达的交通运输、驿站信息体系也是草原民族的一大创举和贡献。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自匈奴以来十分重视信息传递，建立了用快马传送战报、信息的“马道”“传话”体系。元代驿站是在先前民族传递信息的 “传话”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成吉思汗在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时为了确保战争信息的快速传递，在占领区建立了通向各地的驿站。忽必烈执政以后大力发展驿站体系，在自己管辖地区共设立1500 所驿站，建立起了链接南方北方，漠南漠北的贴里干道（车道）、木怜道（马道）、纳林道（小道），通往西域、西亚、东南亚，印度的驿站网络体系。元朝政府为了发展海外贸易，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行政机构——市舶司，当时中国商人东到朝鲜、日本，南达印度、南亚各国，西至中亚、波斯、俄罗斯及阿拉伯各国、地中海东部及非洲东海岸。据统计，大概与“九十七个国家与地区”有贸易往来[17]。发达的驿站和交通运输体系，为当时的东西方经济商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提供极大的便利条件，进一步丰富繁荣了草原文化。

马是草原游牧民族与周边农耕群体及其政权进行商贸交易，修好双边关系的重要商品、礼品和贡品。在中国古代马市、马贡、丝马交易、茶马互市等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手段。古代中原王朝帝王都很喜爱良马，称骏马为“宝马”“天马”“龙马”，通过马市、互市、朝贡、朝礼、征伐等获取更多军马、好马，甚至在汉武帝时不惜动用军队武力强取西域汗血宝马。草原马匹和养马、骑马技术的不断输入丰富促进中原地区的马业、马文化，有了诸如汉朝的胡马、胡风，唐朝的尚马习俗和汉代石刻车马图、 马踏匈奴、马踏飞燕、跃马石像，唐代巩义八骏塑像、昭陵六骏石刻、 茂陵牵马人像以及浩如烟海的马题材诗歌、歌舞、绘画造型艺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因马而走得更近、交融的更密切。

马还作为特殊礼品完成过外交礼仪使命。古代北方牧业族群在与农耕定居文明的交往中往往将马当作首选礼品，献马、贡马、送马、斩马盟誓，建立长久友好和平关系。直至今日马仍作为国礼品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友好使者角色。如，2014年5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汗血马协会特别大会暨中国马文化节主席会议”上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梅多将产自该国的一匹汗血宝马作为国礼赠送习近平总书记[18]。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出访蒙古国,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将名叫阿尔泰、克鲁伦的两匹蒙古马作为国礼赠予习近平夫妇[19]。2018年1月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访华时将法兰西共和国卫队一匹名叫苏威火山的骏马赠送习近平主席[20]。

1.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优化现行财税体制。地方政府财税收入是增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基础。加大财政投入和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偏远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改革对应的财政制度，建立合理的公共物品成本分摊机制，形成健全的公共财政制度。除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优化现行财税体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的支付比例，提高中央政府在相对落后地区的支出比重。合理开征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税种，如房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来源。

游牧文明是以“游牧”经济为核心的复合型草原文化形态。草原游牧民族在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长期交往互动中积极借鉴、学习、接纳他人的先进技术及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本土文化。随着一个个游牧政权，尤其是横跨亚欧大陆的超级草原帝国的出现，草原文化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多元发展时期。草原游牧文明在与农耕定居文明的碰撞、 融合中逐步形成了别具地域特色的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四都五都为中心的统治机构，黑白红蓝紫五色为名的城市体系，牧农猎相结合的复合性经济，以及别具地域特色的手工艺技术，服饰、饮食、居住文化和丰富多元的艺术文化，为草原文化输入新的血液，使其发展成为个性鲜明、构成多样、内涵多元、区域广阔、活力四射，与农耕定居文明并行的强大文明。

三、结语

在历史的长河中游牧形态不断演化，很多游牧群体逐渐向定居文明靠近，变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人类社会迈进21 世纪后，随着新兴科技文化、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传统畜牧业、农业，尤其是传统游牧业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进入了一个全面衰微、转型时期。在这一历史性变革面前，传统马业同样面临种种挑战，马的使用价值和范围不断萎缩。骑兵已经正式退出了战争序列，畜力车辆不见了踪影，骑马的人越来越少，驯马、骑马技术和马具制作技艺不断流失，马的骑乘、挽车功能基本丧失。但在另一方面，马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作用独特、意义深远的文化符号，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格局当中，找到自己新的生存空间，以崭新的姿态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随着现代马产业、马体育、马艺术、马学术以及旅游业、影视业的蓬勃发展，马这一人类古老的伴侣再次担当起新的时代使命，与人类一起步入了崭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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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秉琨.中国古代对马的使用[J].辽海文物学刊，1995,(01).

〔8〕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92.

〔9〕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M].北京：中华书局，1979.40.

〔12〕〔13〕金海主编.蒙古马与草原文明[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9.34.

〔14〕班固.汉书(卷五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01.

〔15〕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成立成吉思汗文献博物馆[N].锡林郭勒日报（汉文版），2019-4-1.

〔16〕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重点问题研究[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202.

〔17〕额斯日格仓.蒙古族商业发展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69.

〔18〕习近平接受土库曼斯坦总统所赠中方一匹汗血 马-环 球 网.2014-05-13 09：57 https：//world.huanqiu.com/gallery/9CaKrnQh41W.

〔19〕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共同观看那达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112195835.htm.

〔20〕骏马外交.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习近平主席赠送的国礼马、马鞍、马刀-搜狐网2018-01-09 20：49.http：//www.sohu.com/a/215625267_485930.